守望

守 望

□ 邓 婷

周末的晨光像被暖阳熨过一般平整，我提着两兜精心挑选的月饼和两件火腿肠，去妈妈的老家瞧瞧姥爷和二姥爷，二姥爷是我姥爷的亲弟弟，我们这儿是这样叫的。我站在那座熟悉的院落前，院子里静悄悄的，只有风吹过树叶的簌簌声。我拔高声音喊了几声“二姥爷”，回应我的，只有空荡荡的回音。

我心里有些惴惴不安，便推开虚掩的堂屋门。光线骤然一暗，空气中弥漫着老房子特有的混合着泥土与时光的陈旧气息，我的眼睛适应了片刻，才看清东间的情形——二姥爷趴在一张漆皮剥落殆尽、露出木质本色的破旧老式书桌上，睡着了。那台比我还年长的收音机，在一旁沙哑地唱着豫剧，咿咿呀呀的腔调，不像唱，倒像一声声疲惫至极的叹息。

我屏住呼吸，不敢惊扰，只静静地站在那里望着他。时光仿佛在这一刻凝滞，又仿佛在他身上加速流淌了几十年。

太姥爷一家是逃荒来到这个村子的，太姥爷去世得早，是我那裹着小脚的太姥姥，用一双颤巍巍的小脚，硬是踩出了一条生路，拉扯大了我姥爷和二姥爷。许是自幼的负重，许是命运的压榨，二姥爷的腰，似乎一辈子没能真正直起来过。他不是驼，而是蜷缩，像向土地作出臣服者的姿态。

他的人生，是一本写满“失去”的书。英年丧子，我已记不清小舅舅的模样。小舅舅走后，他时常坐在门槛上叹息，那叹息声不重，却能把整个屋子的空气都压得沉闷，一坐就是大半天，望着远方的山。

小姨出嫁那天是腊月十八，那年冬天的雪下得特别大，接亲的队伍因大雪耽搁，赶到村里时已过了中午。二姥爷作为主家，本该高兴的，可在那一片喜庆的红色里，弯着的腰也没能直起来。鞭炮声响过，新娘子要出门了，小姨穿着嫁衣，在漫天飞雪中朝他磕头。二姥爷站在堂屋门口，嘴唇嗫嚅着、颤抖着，像是有千言万语堵在喉咙口，可最终却一个字也没能说出来，只是那双粗糙的手攥得紧紧的。雪花落在他的头发上、肩膀上，他就那么站着，像一尊逐渐被大雪覆盖的雕塑。

晚年，他又送走了我的二姥姥。二姥姥虽有些痴傻，却陪了他大半辈子，60多岁得了癌症，没受什么罪，半夜里安静地走了。至此，只剩下二姥爷一个人，守着这空落落的院子，守着这无边的寂静。

他已70多岁了，花白而稀疏的头发勉强覆盖着古铜色的头皮，像秋日衰败的草地；脸上沟壑纵横的皱纹，每一道都深得像用刻刀划上去的——那里面积攒着多少风霜与沉默？那双搭在桌沿的手，粗糙、干裂、指节粗大，布满了深褐色的老年斑，曾播种、收割、抚养儿女，如今却只能无力地蜷着。我的眼眶猛地一热，生怕惊醒他，只想悄悄把东西放在桌子上，再默默离去。

就在我转身的刹那，身后传来了窸窣的响动，他醒了。

他缓缓地抬起头，浑浊的眼睛像蒙了一层薄翳，眨动了好一会儿，才慢慢将视线聚焦在我身上，那纵横的皱纹像被一只无形的手轻轻推着，极其缓慢地舒展开来。“婷来了。”他哑着嗓子说，声音里还带着刚睡醒的黏腻。我连忙低下头，使劲眨了眨眼，把那股热意逼回去，才转过身换上笑容：“嗯，二姥爷，我来看您了。”

我搬了个小凳子坐在他旁边，和他攀谈起来。话头总是些零碎的片段，他说家里的牛前阵子卖了，那条看家护院的狗也送给了邻村的亲戚，如今只剩下一只老猫，白天不见踪影，夜里才回来。“人老了，养不动了，哪天我走了，它们没人管。”说着，他起身要去里屋给我找好吃的，翻腾了半天，也没摸出什么。他有些窘迫地搓着手：“家里……没啥好吃的零食了。”

这句话像细细密密的针，轻轻扎在我的心上。我鼻尖一酸，强笑着说：“二姥爷，我现在能挣钱了，以后该是我买给您吃。”

这句话，一下子把我拽回了遥远的童年。6岁之前，父母忙碌，我常被寄养在姥姥家。那时，太姥姥还健在，跟着二姥爷住。大人都忙着田里灶上的活计，我便被交给了太姥姥看管，成了她的“小尾巴”。我是家里那一辈唯一的孩子，太姥姥就把所有的好都给了我：她总是把柜子里藏着的、自己舍不得吃的点心、糖果，颤巍巍地塞到我的小手里。因此，二姥爷也常把他觉得好的东西留给我——一块蒸得甜糯的南瓜、刚出炉的烤红薯、几颗山上摘来的枣子……如今，我已30多岁，有了孩子、有了家庭，可在他眼里，仿佛还是那个需要他把好东西留出来的馋嘴小丫头。

我看着眼前的二姥爷，心里翻江倒海地难受。我觉得他苦，他自己又何尝不觉得苦呢？可这苦，具体是什么？是说不出来的。是儿子早夭的痛？是女儿远嫁的牵挂？是妻子离世的孤寂？是腰身再也无法挺直的无奈？都是，又都不全是。那是一种弥漫在生命每一个角落的底色，是日复一日守着空屋的等待，是收音机里的声音也填不满的寂静，是明明儿孙满堂却仿佛孑然一身的茫然。

我想给小姨打个电话，让她多回来看看二姥爷，可拿起手机却又迟疑了：我以什么样的身份去说呢？我一个外孙女，自己一年又能回来几次？我自己都行色匆匆，又有什么资格去要求别人常回家看看？这种无力感，比悲伤更让人窒息。

我努力地眨着眼睛，把那不争气的眼泪憋回去，然后站起身，声音尽量轻快地说：“二姥爷，我走啦，您多保重身体，我过阵子再来看您。”他“哎哎”地应着，坚持要送我到大门口，我没让。

走到大门口，我终究是没忍住，回头望去——他果然还站在那里，站在堂屋门口那片幽暗的阴影里，佝偻的身躯倚着门框，像一根即将枯萎的老藤。昏黄的光线勾勒出他模糊的轮廓，孤独又凄凉。那一刻，所有强装的堤坝轰然倒塌，眼泪终是没能忍住落了下来。

他是我生命中沉默的守护者，是我童年里温暖的依靠，也是这个时代最易被人遗忘的群体——留守老人。他们不是没有儿女、不是没人赡养，可他们的孤独就像院子里的杂草悄悄生长。他们不抱怨、不哭诉，只是静静地活着，等着某一天风把他们吹进泥土里。

开车走在回城的路上，脑海里反复回响着二姥爷那句“婷来了”。那声音里没有惊喜、没有激动，只有熟悉，可正是这份熟悉让我心疼得无法呼吸。我们总说“常回家看看”，可“常回”二字对许多人而言已是奢侈。城市的生活像一张密不透风的网，把我们困在其中，我们忙着工作、忙着育儿，忘了在某个角落有人正等着一句问候。

二姥爷不需要多少钱，也不需要多贵的礼物。他需要的，是有人坐在他身边，听他说说过去的事，哪怕只是静静地陪着。可这样的陪伴，对他来说已是奢望。

我不知道还能再见他几面。70多岁的老人，像一盏油将燃尽的灯，谁也不知道哪天风一吹就灭了。可我依然希望，下次回去时，他还能认出我，还能笑着说“婷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