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薯记忆

红薯记忆

石新宇

我的家乡是南阳市方城县杨集乡东桥村，地处平原，土地肥沃，以前小麦、红薯和玉米是位列前三甲的农作物。奶奶在世时多次说过，那个年代要不是有红薯，不知得饿死多少人。我小的时候，红薯还是主要口粮，现在的种植面积已经大大减少，但红薯深深地烙在了我的记忆里。

红薯适应性强，产量高。当年一亩小麦产五六百斤就算高产了，红薯却可以产二三千斤。春日未到，便要挑些个头大的红薯，摆放在满是农家肥料的浅池内，覆上薄膜，让它们发芽。不久，每个红薯就会发出很多嫩芽来。到了种植季节，嫩芽已经二十来厘米长。翻好的田里起垄，把嫩芽一棵棵栽到垄上，压一压根部，再浇上水，几乎每棵嫩芽都会茁壮成长。我们称这样的红薯为“芽子红薯”，也称早红薯。红薯秧长出一米多长后，要用镰刀割下一部分，再剪成小段，每段上有一两个叶子即可。这些小段也作为秧苗栽种。我们称这样的红薯为“剪口红薯”，也称晚红薯。因为担心长长的红薯秧随处扎根分散养分，要翻秧，就是用一根木棍把秧子翻到垄上去。这是红薯生长期间最重要的一项劳动。红薯成熟后，割去秧子刨出红薯，一部分送入地窖储藏，一部分就地切成片晾晒。晾晒的时候片与片不能重叠，要一片一片摆开，过两天还要一片一片翻过来。一般五六天就能晒干，我们称为红薯干。

红薯的吃法有多种，常见的是蒸熟了当作馍馍吃，或者去皮切块和玉米糁一起煮稀饭。红薯干也可以煮稀饭，更多的是磨成粉做“窝窝头”，也就是黑馒头，“窝窝头”很黏，口感不好。最困难的时候，把去皮切块的红薯煮熟后盛入碗中，加入炒熟的红薯粉搅拌成稠糊状来吃，我们称之为“炒面”。这种“炒面”要配上凉调的萝卜丝才好，不然有点腻。当然，红薯还可以打成粉子做粉条，不过那时候，基本上没有多余的红薯做粉条。

那时候做饭用的是秸秆，秸秆燃烧后会有很多灰烬。奶奶总会选一个不大不小的红薯埋到灰烬里，晌间我饿了便扒出来，红薯已经烧熟了，还有余温，剥去皮大口地吃，又香又甜。这是我最喜欢的吃法。我也很喜欢喝红薯粉做的稀饭（这种稀饭我们称为“糊涂”），却不喜欢喝白面稀饭，而那时候喝一次白面稀饭相当于改善伙食。我还不喜欢吃鸡蛋。奶奶很同情我，说在我们那穷农村，好吃点儿的也就是白面稀饭和鸡蛋了，偏我都不喜欢，没福气。

红薯被刨出后，我们总认为有“漏网之薯”，周末便提了篮子、拿起铲子，和小伙伴们一起去“遛红薯”。顺着垄沟望去，看到垄上有没被刨动的地方，便满怀希望地用铲子挖，但大多数情况是一无所获，偶尔挖出一个玉米秆粗细的红薯来，便会欣喜若狂。口渴或者肚饿了，挖出的“红薯娃儿”便是点心，薅一把草把“红薯娃儿”上面的泥土抹去，就可以大口地啃将起来。

红薯在四川等地被称为“红苕”。郭沫若先生写过一首吟诵红苕的《满江红》：我爱红苕，小时候，曾充粮食……一季收可抵半年粮，超粟稷……这首词没什么文采，但写得很实在，第一次读我就被深深震撼了。当年，我的家乡流传着这样的顺口溜：红薯干，红薯馍，离了红薯不能活。这和郭沫若先生的认识是一样的。

上高中时，我从书上看到，红薯原产美洲，明朝时华侨陈振龙冒着生命危险从吕宋（今菲律宾）将红薯秧苗悄悄运回国，因红薯耐活高产，很快被广泛种植。上大学后，我认识到，中华民族发展史上，有四个人到什么时候都是应该被记住的：一是孟子，他提出“不孝有三无后为大”的观点，无论“无后”的本意是什么，国人广泛认为是“没有后代”，因此这个观点奠定了我们民族生育的思想基础；二是秦始皇，他统一了文字和度量衡，奠定了我们民族统一的政治基础；三是冉闵，他在五胡乱华时发出“屠胡令”，止住了胡人对汉人的疯狂屠杀，奠定了我们民族繁衍的人数基础；第四就是陈振龙，他冒险引入红薯，奠定了我们民族发展的粮食基础。有了粮食，人口才能增长，清康熙时，我国的人口就超过一亿了，振龙功德无量，红薯功不可没。

今天，我偶尔还会买些红薯，或蒸食或煮稀饭。软糯香甜的红薯总能让我想起小时候吃烤红薯、“遛红薯”和与小伙伴们比谁挖出的红薯大的情景来。现在有专家说红薯是健康食品，红薯叶是抗癌食品，红薯叶已经成为饭店里的一道菜。我从情感上认同专家的说法。生活条件好了，我们不能忘记过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