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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克明:我的外祖父任芝铭

口述/王克明 整理/梅文辉

我的外祖父任芝铭是清末举人,1905年8月,中国同盟会在日本成立,1906年5月,新蔡县留日学生刘积学、阎铭初相继加入同盟会。1906年暑假,阎铭初返乡,发展刘粹轩、阎子固、刘镇华(巩县人)并相继发展任芝铭、刘积勋、张山甫等参加同盟会,随后外祖父和志同道合的友人、学生秘密发展同盟会员。1908年新蔡县发展同盟会员30余人,遂单独成立中国同盟会新蔡县支部,外祖父任芝铭、刘积勋分别任正副支部长,为民主共和奔走出力。任芝铭的大女婿黄志煊、二女儿任锐和二女婿孙炳文也都是辛亥革命同盟会员,辛亥时期出生入死。他们是我们的姨母和姨父。今天,任锐、孙炳文的孙女孙冰也一起来参加新蔡县纪念辛亥革命110周年座谈会。我们能与外祖父和姨母、姨父当年故交好友的后人坐在一起,共同缅怀先辈,这样的相聚令人感慨,十分难得。

我对外祖父任芝铭记忆很深。我小时候,他常到北京开会,每次母亲都带我们兄弟姐妹去看他,他也抽时间来我家。那时候,我对他的胡子很感兴趣,觉得小人书里画的古代人,才有那样的长胡子,觉得那胡子透出一种让人敬仰的风骨。外祖父来北京开会的时候,我们可以超定量地吃上白面馒头,比较难得。1967年秋,母亲让我和姐姐王乔乔去郑州看望外祖父,我们在省政协大院里住了些天。那时候大院外面很混乱,外祖父在大院里很孤单,他很高兴有我们的陪伴,每天让我姐姐给他读报。他写过一份比较详细的个人生平大事记,我姐姐翻看过,有很深印象。外祖父家里有很多书,我见大部分都是横放摞起的线装书,问他:“这些都是四旧书吧?”外祖父苦笑不答。

外祖父在世时,把一包东西放在了三女儿任载坤和女婿冯友兰那里,其中包括姥姥生前收藏的很多外祖父家书,以及外祖父的其他文字等。后来表姐宗璞转交给了我母亲。那些文字的内容,有当年土地交易、土匪祸灾、行路艰难、社会状况、精神品位、生活信心等。在1921年入冬前写的一封信里,外祖父提及在驻马店给孙炳文一家买了火车票。那年,在和朱德一起去欧洲之前,孙炳文同任锐带孩子先到河南新蔡县看望了岳父岳母。100多年来,几代家人默默接力,为外祖父收集保存了珍贵的笔记和文稿,能使今人从中看到辛亥之后,民国年间很多的生活细节。我把它们整理成了《任芝铭存稿》一书,由河南人民出版社出版。

辛亥革命是迄今为止中国历史上最具意义的事件,它结束了两千年的皇权,使古国有了新的生命,迈开了走向共和宪政的第一步。那次政治革命只在政治层面进行,民初社会在民间基础上一如既往,没有天翻地覆,士绅阶层备受敬重,自治条件天然成熟。对于礼义廉耻的文化继承和传统社会的城乡稳定,士绅作用十分重要。社会尊重他们不是看重金钱,而是敬重文化。民智由他们开启,新观念是由他们传播。同盟会人,立宪党人,多在士绅中间。新蔡县的刘粹轩、阎子固两位辛亥烈士,便是举人、秀才,体面士绅。同盟会新蔡县支部的负责人,是两位举人任芝铭、刘积勋。同盟会留日学生河南省支部长,是新蔡县举人刘积学。新蔡县最早的新学校,就是由这几位举人、秀才办起来的。这样的士绅地主,在走向共和的社会转型中,起过重要而且关键的进步作用。

辛亥之后,民国元年,各县士绅学界可以自选县长,再请省府委派。有好几个县景仰任芝铭是革命党人,纷纷争请,外祖父却不干。辛亥后他持自己独立的“不入政界主义”,只“隐身教授”捐产办学。后来被选为新蔡县参议会议长。土改时他实事求是,不赞同暴力土改,主张和平分田和温情对待良善地主。

外祖父一生都实事求是,不攀上,不说谎,不掩盖客观事实,不隐瞒自己观点。他了解清楚“大跃进”、公社化使河南农民大批挨饿的情况后,冒着被批的风险,找省委领导讲述事实。他说:“我们吃着老百姓的饭,拿着老百姓的钱。这样大的问题,得弄清楚,如果不说,对不起老百姓。”他写信给总理周恩来,报告农村饥馑。到北京出席政协会议时,他对我母亲讲了很多河南农村的情况,说:“这样搞不中,饿死人太多了!”那次他专门同邓颖超面谈这个问题。早年民众的饥苦,是使他走上辛亥革命道路的动力之一,见民众更大苦难,他心中之苦痛纠结,可想而知。

作为辛亥革命先辈,外祖父任芝铭最突出的优秀品质,就是实事求是。他一生不畏权势,敢于直言,仗义疏财,扶危济困,在民众中有很高威望。外祖父实事求是的精神,直言仗义的风骨,是我们后辈做人立身的榜样。由辛亥革命开始的道路远未走完,在辛亥110周年纪念的时候,回顾这些远去的真实往事,强调这种个人的独立精神,是对辛亥先辈的敬重纪念,也是对辛亥革命的价值彰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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