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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燃烧的岁月里走来

从燃烧的岁月里走来

(根据苗献龄回忆录整理编写)

文字整理:苗 电

一,出生于贫苦农民家庭

我出生于1923年1月10日,那是一个战乱动荡的年代。我的原籍在河南省西平县权寨镇北六里苗张村后张庄,家中世代为农,以种地为生。在我六、七岁的时候,记得家里有七口人,父母和我们弟兄五个,七个人居住在两间破旧老屋,我们叫它“小东屋”,当时家里有三亩薄地,没有牲畜和农具。我们几个兄弟还小,大哥9岁,我大约6-7岁光景,三弟、四弟、五弟都还年幼,没有农具,每年的耕种,全靠亲戚和邻居来帮忙。

祖父母和大伯一家各自分开居住,一个小院里还住着另外一户人家。当时,祖父是前清时期的文秀才,但没有官职,一生都是靠到外村有钱人家教书赚点粮食养家糊口。祖父母和大伯一家居住在三间小草屋。祖父虽然靠教书养活家人,但每年的收入只能勉强维持最简单的家庭生活。我的父亲也读过几年书,那时候没有公学堂,为了生活,父亲也不得不外出教私塾挣点粮食贴补家用,母亲在家照顾我们弟兄五个人的日常生活。由于家庭贫寒,生活艰难,因此,尽管祖父,父亲都是识字人,我们弟兄五个却没有学到文化知识。只有我有幸在父亲外出教私塾的时候,为了混口饭吃保全生命,跟着父亲在外面学了几年私塾。

1930年,国民政府取消了私立学堂,在我们家乡苗张村办了一所小学校,我当时正好7岁,就插班进入小学二年级学习,可是,这个学校在当时的战乱中,仅仅办了两年多就停办了,我也不得不辍学家居,帮助父亲做些小生意,贩卖过私盐,水草等,那时候我也就是10岁左右的光景。

 二,小时侯大人都叫我“气死狗”

四、五岁时候,我家大奶奶告诉,本村的大人们给我取了一个外号叫“气死狗”,大奶奶讲了外号的来历,我才知道这是一个十分辛酸的故事:

原来,在我一岁多的时候,家乡麻疹病流行,我也染上了麻疹病,病情十分严重,却又无钱医治,父母亲就在家里熬制土方中草药为我延续生命。1924年夏天,我病情加重,呼吸停止,当时父亲在外教私塾,家里又没其他人,母亲就委托大伯将我抱出去扔掉。大伯抱着我到远离村子的野外沟边,准备把我扔掉。当时还有一只骨瘦如柴的流浪狗也跟着,大伯不忍丢弃,偶尔用手抚摸我的身体,感觉还有体温和微弱的颤动,就抱着我返回家中,叫我母亲再熬点中药草,把药水喂到我嘴里,让我慢慢咽下,没想到过了两天,我便有了微弱的呼吸,慢慢有了知觉,又过了几天,病情竟然好转了。

麻疹病好了之后,村里人便给我取了一个充满爱意的外号,叫我“气死狗”了。这个外号虽然不太好听,但本村人还是一直叫了好多年,直到我被抓了壮丁之后,才不再听到有人叫了。

三,中药铺的学徒生涯

因为家中经济困难,经常揭不开锅,饥寒交迫,更交不起学费,无奈之下,为了混口饭吃,父母求故人托亲戚,然后劝我到郾城县大陈寨一个亲戚家开的中药铺当学徒,学期五年,只管吃住,没有工钱,其他一切自理。学徒期间,我只有14岁,自理能力很差,因为年龄小,个子矮,体力差,所以师傅只让我做杂活。平常也就是清扫室内卫生,擦拭家俱,整理日常用品,给师傅铺床叠被,送水端茶,给师兄们洗衣端饭,甚至还要给他们抱孩子。他们稍有不满意,便对我进行辱骂和毒打。

因为家里穷,养活不了我们弟兄五个人,为了活命,我只好忍气吞声,埋头苦干,处处小心谨慎地去做。白天干活从来没有消停的时候,晚上,师傅、师兄们都各自回家了,我却是有家难回,被主人呵斥着看守店铺。一年四季都睡在柜台上,清晨天不亮就得起来,把铺盖卷起来放在一边忙杂务,晚上很晚等大家全都离开了,再把铺盖铺起来睡觉,就这样天天如此,在这里干了三年。

三年学徒生活中,第一年纯粹打杂,所做的事情跟中草药根本不沾边,第二年开始学习操作与中草药有关的事情,拿药具、取药、切药、碾药、泡药、炒药等,都是跟着师傅做的,师傅叫做什么就做什么,根本不教任何医药知识和用药原理,也不让问这些药都能治什么病,其实还是干杂活,只是和中草药贴近了一些而已。

四,回家探亲被抓壮丁

在郾城大陈寨学习了三年,中药铺学徒期尚未结业,真正的中草药治疗技术还没有学到,因为思念家人,我于1939年4月请假回家看望父母和几个兄弟,没成想快到村头的时候,忽然走过来两个带枪的青年男子,一人抓住我的一只胳膊,说是要把我带到距离我们村六、七里的乡公所。当时我就意识到我是被抓壮丁了,可能要到国民党部队参军打仗去,虽然害怕,但也无力反抗。他们说是去乡公所,实际把我逮到西平县城,直接交给国民党县政府,我和其他被抓的壮丁一起,被集中关押在西平县委党校大院内,有好几个人端着枪看守着,只准进不准出,几十个人拥挤在一个小房间里,听他们说这里叫“新兵集结地”。第三天,他们通知父亲来看我,和我告别,我们三年没见过面的父子,也只能在院子里说几句话,他们不准我们走出院子。

这次和我一起被抓来的有一百多人,在西平国民政府县委党校大院内被关押七、八天后,被国民党政府交给了前来收编的国民政府部队,这些人带着我们一百多人,经过三天长途跋涉,来到了信阳桐柏山一带。我被分编到国民革命军第三十军二十七师辎重兵营第二连当了一名二等兵。我们部队的主要任务就是负责运输军队所用的弹药和机械等物资。在当时的1939年5、6月间,日本侵略者已经十分猖狂地打到了河南信阳地区,空中每天都有日本飞机来来往往,当地人民整天都生活得心惊肉跳,随时都有灭顶之灾的降临。军队虽然没有直接和日军交战,但随时都在准备着和日军打仗,防空警报时常响起,每天都生活在惊心动魄之中。

部队不断接到上级行动命令,我们这些新兵什么都不知道,只是跟着部队不断地转移,每个人挑着自己的铺盖和两箱子弹,每个人的行李都有四五十斤重。我由于以前没干过重体力劳动,所以,行军途中感到非常吃力劳顿,跟不上队伍的时候,还要遭到班排长辱骂毒打,每天行军到宿营地时候都是精疲力竭,再加上吃不饱饭,睡不好觉,道路坎坷难行,自己个矮力单,常常被落在队伍后面,也因此常常被班排长打骂。这样的痛苦行程大约有十几个月的时间。由于夏季雨水不断,双腿在雨水中浸泡时间长了,便出现了很多炎症,起了很多疙瘩,直到腿上的小疙瘩一个个溃烂,有经验的老兵说我这是“连疮腿”,实在无法继续行军,部队长官便安排我去医院治疗。

五,住院治疗“连疮腿”

记得那是1941年的秋后,由于我左腿的“连疮腿”越来越严重,脓水越来越多,疼痛难忍,跟不上部队行军,连长看到确实艰难,就派人把我送到了三十军二十七师医院进行治疗。

那时候,医院的医疗水平很差,药品匮乏,加上还是个流动医院,经常随部队转移,所以治疗条件很差。我去医院治疗的时候,医院随部队驻扎在南阳山区一带,并且经常搬家,居无住所。经过几个月的治疗,我的“连疮腿”慢慢得到了好转。

在三十军二十七师流动医院治腿的几个月时间里,我每天都利用空闲时间帮助看护其他活动困难的病人,给他们整理卫生,端茶送饭,倒屎倒尿,得到了医护人员的一致好评,大家都亲切地叫我“小老弟”。几个月之后,“连疮腿”虽然治好了,但留在腿上的疤痕却永远长在了腿上。

六,在师医院工作

1942年3月,我腿病好转,又回到了原来的三十军二十七师辎重兵营二连,因为身体虚弱,不能担当原来的担挑肩扛运输任务,长官考虑到我的实际情况,征求医院意见,将我调到了二十七师野战医院学习看护技能,我也因此成了一名二等看护兵。

其实,在当时看,这也是我的一个心愿,因为我的身体状况确实不能胜任辎重兵负重行军的工作,因为当过中药铺学徒,我很想成为一名治病救人的医生。

到了野战医院之后,我积极主动担任起照顾病人和伤员的任务。在同事之中,我的年龄是最小的,每天除了自学护理业务之外,还做其他杂工,由于勤奋主动,做事热情,从不偷懒,很受同事们的爱戴。

因为师医院是野战医院,和部队其他兵种一样,没有固定的居住地点,经常到处流动,同时医疗条件也很差,设备、器材、药品,都是随身携带。全院也只有三十几个人,其中还包括院长、医生、护理、勤杂工等,平时接收到的病人、伤员也很少,对这些人还只能作一般的治疗处理,根本没有手术治疗等医治手段,有重病号都是马上送到军医院。

七,给师部医院王培栋医生当勤务兵

在师部野战医院当二等看护兵几个月之后,长官又让我去给一个姓王的主任医生做勤务兵,那时候,部队也是强调当兵的必须服从组织分配的,虽然自己不乐意,不情愿,但也必须执行命令。

给主任医生王培栋当勤务兵期间,每天都要学习做饭,整理清扫室内外房间,做家务等勤杂琐事,还要帮他照看孩子。后来部队调动防务,又让我跟随主任医生王培栋的太太一起,留守在河南省邓县一个叫望花楼的村子里,住在一户农民家庭。

八,父亲徒步跋涉数百里来部队看我

因为部队不准探家,我偶尔也会给家里写封信,信里只是说我在哪个部队医院,并没有说我在什么地方,我不知道父亲是怎么知道我在南阳邓县的,他老人家徒步行走300多里,来到了邓县找到了我。

父子见面抱头痛哭了一场。据父亲讲,他是一路逃荒要饭,风餐露宿,边走边打听部队番号和医院,历经十多天的艰难困苦,才到了邓县找到了我。他在我们居住的农户家里停了几天,看到我每天给王培栋医生的太太像奴隶一样看孩子,做饭,打理家务,很不高兴,就让我和他一起回家去,我没有答应他。一是家里生活也很艰难,经常揭不开锅;二是部队有纪律,开小差逃跑会受到严厉的处分,所以没有和父亲一起回去。

父亲在我们那里住了几天,感觉有点失望,就自己回家了。父亲回家的时候,我身上一分钱也没有,因为是勤务兵,医生夫妻一分钱都不给我,王太太也没给父亲一分钱,临行,父子拥在一起又痛哭一场,依依惜别,父亲又靠一路乞讨回家去了。

九,男儿立志当报国

作为一个热血青年,在王培栋医生家里,终日围着锅台侍候他的老婆孩子,给他的女人当勤务员,做牛做马,一分钱工资没有,还不时遭受冷眼和责骂,我确实感到十分委屈。

1942年春夏之交,主任医生王培栋来到河南邓县看望他的太太和儿子的时候,我狠下心提出要到前方部队去,王培栋坚决不同意,一定要我坚持服务他的太太和儿子。我想,再这样做勤务兵干下去,说不定自己这一生都完了,思前想后,最后下定决心坚决不在这里做勤务兵了,一定要走,一定要到部队去!到前线去!

过了几天,就在王培栋准备回部队医院的那天,我早早地收拾好被卷,打算跟着他去部队。因为当时我也不知道部队在什么地方,只好跟着他走。王培栋租了一辆农用牛车回部队,我背着自己的铺盖,远远地跟在他后面,关切地注视着他去的方向。有时候靠近了一些,他看到了我,就会怒目而视,甚至大声呵斥,但我是铁了心的要回部队,一直跟着他的农用牛车向前走。他骂也好,怪也好,我就是不回头。

从早上走到午后,他看我去意坚决,就让赶车人停下车来,我也在距离他们不远的地方停下。一会儿,他让赶车人叫我到跟前,却很久一句话也没说。

我看他生气恼怒的样子,也不敢说话。僵持了很久,他终于忍不住责怪我说:你就忍心把我的老婆孩子丢在那里不管吗?

我当时满眼噙泪,告诉他说:我是当兵的,年龄也不小了,老在这里脱离部队,一辈子能有什么作为?我能对得起父母吗?我本想在部队做些事情,可是你把我留在这里,天天围着锅台和你的孩子老婆转,我什么时候才能立功报效国家!  

他沉默了一会儿,虽然生气,但还是让我跟着他一起走了。经过几天长途跋涉,奔波劳累,我们终于到了湖北省枣阳县境内部队驻扎地,我也从此又当上了二等看护兵。

十,志存高远,勤奋工作

在二十七师野战医院,我不甘于平庸,整天心里想的就是努力学习,勤奋工作;整天做的,也就是任劳任怨,吃苦在前,尽最大努力做好领导交给的各项任务。因为来部队之前有过三年在中药铺当学徒的基础和经验,加上自己勤快、肯吃苦、不怕累,领导很快就给我安排了一份比较理想的工作岗位。每天除了在病房照看病人,就是抓紧一切时间学习专业知识,研究医生给病人开的简单病历记录,用什么药物,针剂,用量多大?我都用心记录下来。

那时候,医生开的是西药,药名大都是用拉丁文,这些文字以前我在中药铺当学徒时候见都没见过,更不要说会念会理解了,只好比葫芦画瓢抄下来,私下询问懂拉丁文的人,然后去写出来,去背诵。有时候一个拉丁文药名就得学习好几天还记不下来,发音也不准确。就这样坚持不懈,勤学苦练,慢慢记住了一些简单常用的拉丁文药名。但这也只是初步掌握了一点其中的医学知识,要想用于医疗实践,还需要长期坚持,刻苦自学。

记得在湖北枣阳有个地方叫做“泰山庙”,庙里有几间医院病房,大厅里有个高台,台上供奉着几尊神像,神像下面就住着病人,没有床位,只在地上铺了几张苇蓆,设备非常简陋,可想而知,那时候的医疗条件是多么的简单。病人的饮食也十分的清苦,他们和医院工作人员吃的一样,弄到什么就吃什么,弄不到食物就和医院工作人员一起挨饿。这样的临时性医院,随时都要跟着大部队转移,就这样我们也坚持了好多年。

十一,到江南打日本鬼子去

我虽然参加国民政府的军队三、四年了,但因为多在野战军医院工作,从未真正和日本军队遭遇过,说来惭愧,日本鬼子从1937年就全面侵入中国了,现在已经是1943年了,我们这些在野战医院里工作的人,竟然没有人听说过我们的部队在哪里和日本人打过仗。一个国民政府的正规军,也是一个负有盛名的王牌军队,竟然没有和日本兵遭遇过!这个王牌正规军二十七师的野战医院,当时竟然只有二十几个人,医院名气很大,但很少有人来医院住院治病,即使有了伤病员,也会马上派人把病号送到军部医院。

1943年春,为了抗击日本侵略者从湖北省宜昌顺长江到四川、到重庆,三十军奉命由湖北枣阳出发,开赴长江以南宜昌对岸的山区阻击日本军队。师部让医院部分人员随部队前往。我和医院几个医务员工乘坐渔民木船,经过数日漂流,终于达到湖北秭归才和大部队会合。在秭归住了两天,部队由秭归乘坐大型轮船到达长江南岸的三斗坪。

下船后,我背着扛着药品和简单的医疗器械,经过崎岖难行的山路徒步前进,翻过几座大山,就到达了大山深处一个叫“黄家湾”的村子,距离“三斗坪”约有百余里,部队就在长江防线宜昌对岸守防,二十七师野战医院就在“黄家湾”安营扎寨,设立了医院病房科室,收治伤病员,在此一年有余,我曾和其他人一起到过宜昌对岸的部队驻防地好多次,尽管当时全国抗战形势十分吃紧,但我在这里并未见到伤员,也没有听到这里的士兵说起过打仗的事情。我感觉国民政府的军队就是各扫门前雪,从来不会考虑相互支援。

        十二,患“疟疾”的日子

1944年秋季,“黄家湾”一带很多人发生了同样的“疟疾”疾病,病状是高烧不退,体温多在40度以上,而又很难降下来,我也患上了这种疾病,整日高烧不退,昏迷不醒,看起来像死了的人一样。当时缺乏奎宁这样的药物,很难治疗康复。

所幸因为在一起工作时间长了,老师,医生都很关心我,白天夜里照顾我,尽管我好几天都昏迷不醒,病情非常严重,医院又没有药物治疗,他们还是到处托人为我去找药。

功夫不负有心人,最后他们终于在步兵团里一个医官那里找到了一支他私自收藏的奎宁针剂。拿回来给我注射之后,又经过一段时间的护理治疗,我的病情逐渐有了好转,体温也降了下来,大脑也慢慢清醒了,并且能够吃点食物了。

又经过月余时间的治疗,逐渐恢复正常。我十分感谢我的同事,朋友们,在我当时的情况下,如果没有他们全力以赴的帮助、关心和爱护,我肯定就会和其他患这种病的人一样失去了生命,被埋葬在湖北黄家湾的大山里了。我因此十分感谢我的同事,战友,感谢医院里帮助过我的亲人们。

十三,日本鬼子投降了

1945年春天,抗日战争的紧张程度有所缓和,我们部队奉命向长江边上靠拢,师部野战医院也奉命向长江边上移动。

记得由二十七师野战医院驻地“黄家湾”到宜昌对岸的长江边,我们背着医疗器械,药品和行李,在崎岖难行的山路上,整整走了一天时间才到达目的地。我们的医院驻扎在江边一个靠山的小村庄,那里的群众住户都被赶到别的地方去了,一个老百姓也看不到。

因为江野空旷,在这里驻扎的那几天,偶尔会听到远方交战的枪炮声。当时我们也很紧张,经常派哨兵探查情况,时刻保持高度警惕,防止日本人的偷袭。医院虽然驻扎在这十分隐秘偏僻的山脚下,但送过来的伤员很少,终日基本没什么事情做。

有一天,前线送来一个病人,病情严重,而我们这里医疗条件极其简陋,甚至连病房都没有,根本无法收治住院病人,无奈之下,院长官要求迅速把病号送到军部医院去。

军部医院在秭归对岸的“三斗坪”,由于长江两岸都是大山,没有道路可以通行,只能走水路。院长就租用了一只小木船,让我护送病人去“三斗坪”军部医院。

船上只有我们三个人,舵手、病人和我。这是我第一次乘船,我们沿长江逆流而上,舵手反复告诫我,坐在船上不能动,随便晃动即有翻船的危险,我老老实实和病员一起躺在船舱,一动也不敢动。水浪一波一波打来,我看到这么宽阔的江面,在船上是提心吊胆,每一次颠簸,都使我心惊肉跳。

我们从早上天不亮就出发,一直到黄昏降临,才赶到“三斗坪”军部医院。

1945年7、8月间,国民政府尚未向我们传达日本战败投降的信息,但大家都感觉到日本军队已经不向我们进攻了,同日本人的战争好像已经结束了。

可是,那天忽然接到命令,上级要我们三十军全部人员,整装乘船渡江,迅速进驻长江北岸。

1945年8月下旬,我们三十军渡过长江,从湖北宜昌出发,翻山越岭,走过平原,徒步北上,说是要打到北京去。在行军路上,我们才得到消息:日本鬼子已经于1945年8月5日无条件投降了!我们可以不再打仗了!当时群情振奋,大声欢呼,这一历史性的时刻,我们将永远记在心头!

             十四,到北京去接防

日本投降后,我们都感觉不再打仗了。但三十军马上就接到上级命令,迅速北上,把部队开到北京去,紧急接收北京防务。

我跟着部队一路北上,翻过崇山峻岭,徒步跋涉,过襄阳,越樊城,经老河口,到河南南阳、方城、舞阳、许昌、郑州、新乡,部队到达安阳,突然接到上级命令:停止前进,原地待命。

我们不知道怎么回事,就在安阳停了下来。据说是总司令孙连仲要从湖北战区调任北京战区总司令,要求10月中旬到北京上任。

因为孙连仲总司令非常爱戴我们三十军二十七师,所以他走到哪里就把我们带到哪里。这次是他带我们到北京十一战区驻防。

我们在安阳住有半月多的时间,1945年10月中旬,部队接到命令,再次启程北上。在这次北上动员大会上,长官告诫我们说:河北一带有共产党、八路军要阻止我们北上,我们一定要从思想上随时做好战斗准备。

我以前曾朦朦胧胧听人说过什么共产党八路军,至于他们是干什么的,我们根本就不知道,我们是国民政府正规部队,对他们的抗日情报,作战信息,封锁是非常严密的,基本上是只字不提。现在日本人投降了,听说又要和共产党、八路军打仗,都觉得莫名其妙。

据说当时和我们一起北上的,还有庞炳勋的四十军,我们彼此呼应,交叉前进。过了安阳漳河,我们继续徒步行进,到河北邯郸地界,前面的部队还真的和共产党八路军打起来了。

我们二十七师野战医院是跟在部队后面行进,随时接收伤病员的,可是,在临时驻扎地等了两天,前面的枪炮声连绵不断,我们竟然没有接收到一个伤员。后来听医院领导说,这是孙连仲司令官和对方商量好的,共产党、八路军把我们的部队包围了起来,只朝天空打枪放炮,不向人群扫射,也不向我们部队驻地打炮,他们一边打着枪打着炮,一边用大喇叭吆喝着:我们都是中国人,中国人不打中国人,请国军停止北上,退回河南去!

就这样“战斗”了两天两夜,我们的部队突然接到上级命令,迅速撤退到河南安阳去。接到这个消息,部队便一窝蜂似的往回跑,很快退回到河南安阳一带。

这期间,听说庞炳勋的四十军还真的和八路军打起来了,这直接影响到了我们部队人员的思想情绪,大家恐怕上面要我们返回去支援,当时心里十分紧张,都骂庞炳勋多事,因为谁都不想打仗。还好,部队长官没有让我们返回去支援。听说庞炳勋的部队被打得七零八落,死的死,伤的伤,被俘虏的被俘虏,只有很少一部分逃了出来。

              

十五,抢渡漳河

在部队冲出八路军包围圈的时候,当时已经是1945年农历10月底了,北方天气开始变冷,漳河河水冰冷冰冷的。

我们从漳河北岸到南岸,必须从河水中渡过,几十米宽的漳河,附近有唯一的一座桥,我们的部队是不能经过的,因为八路军已经占领了桥头阵地,汽车和辎重物品不能过桥,士兵也不敢冒险从桥上经过,我们只有涉水渡过漳河,才能脱离了危险区。

撤退的时候,整个部队谁也顾不了谁,只是比赛看谁跑得快,看谁在冰冷的河水里游得快了,也不管河水深浅,一窝蜂的抢着向前拥,毫不犹豫地扑通扑通跳到河里,拼命向南跑,向南岸游。

有马的长官牵着马尾巴随人群过河,其他人员有的单独过河,有的几个人相互搀扶着过河,总之,很乱,人们的心情很坏,很紧张。只有少数人是脱了衣服过河的,大部分人都顾不得脱衣服就跳到了河里。

过了河,大家的衣服都湿了,冻得浑身发抖,人人垂头丧气,真是兵败如山倒啊!后来我问别人,八路军并没有朝我们开枪开炮,我们为什么会这样惊慌失措,狂奔乱跑呢?

别人跟我说:你在医院,在后面,你没听八路的大喇叭怎么说吗?负隅顽抗,只有死路一条,我们的长官叫我们迅速撤退,跑得慢了不是寻死吗?

过河到了南岸之后,大家很冷,很累,就临时找个地方休息,此时,部队哪一级的指挥也不起作用了。大家满腹怨恨,牢骚不断,就像一群刚遭受别人追打的流浪汉。

由于惊慌失措的逃命,加上一天未吃任何东西,现在都感觉精疲力尽,动弹不得。在紧张逃亡的路上,我们也没有感觉到肚子饿,只是一心想着赶快跑出去,跑到河对岸就安全了。现在脱离危险了,紧张的心情缓和了,大家才觉得饿的心慌,难受,找不到吃的东西,就随便吃了一点草根野菜什么的填下肚子,找不到吃的就饿着。

短暂休息一段时间之后,有人过来传达了长官的命令,让我们各自找到自己的单位,组织起来向指定的方向转移,有私自逃跑者,就地正法。大家谁也不敢脱离部队逃跑,都相互鼓励着,劝慰着,跟着大部队来到了河南辉县地界,当晚,我们野战医院就在辉县县城休息整顿。

十六,部队开往山西一带

部队在河南辉县、安阳、新乡一带休整训练数月之后,我们部队奉命乘火车去山西执行新的战斗任务。

我们二十七师野战医院到河南陕县就下火车了,然后乘小船由陕县走黄河到了山西境内,在河南、山西大山里来回跑了好多地方,来来去去,走走停停,一直和八路军周旋,摩擦。这时我才理解了我们部队从南方的湖南跑到河南、河北、山西的目的,原来是为了和共产党打内战!

我们二十七师一直辗转于济源、侯马、临汾、绛县一带。医院虽然不是战斗部队,但必须跟着部队行动,部队走到哪里,我们就跟到哪里。经过几个月的辗转奔波,我们医院最后在临汾安营扎寨。

最使我难忘的,是我们医院在绛县驻扎期间,收了一个严重的伤病员,看来像个干部,因为保密,我们不便询问身份。我们医疗条件差,必须马上送到军医院去,领导就派我去护送。

当时运输条件很差,绛县距离侯马有几十公里路程,全是山路,崎岖难行。领导帮我租了一辆农用牛车,顺着时隐时现的山路,翻山越岭,从天不亮启程,一直到晚上七点多钟才赶到侯马军医院,将病人交给医院。我在那里休息一个晚上,第二天准备回到我们师野战医院,可是军医院领导告诉我说:你来的路线已经被八路军占领了,原路回不去了。

无奈之下,我在军医院住了三天,按照军医院领导的安排,三天后,我乘坐军医院去临汾拉货物的汽车,绕道去了临汾。

这是1947年农历10月的事情,当时天气已经非常寒冷了,我坐在大卡车车厢里,山风呼呼地吹着,寒气逼人,我在车厢内冻得浑身发抖,经过整整一天的颠簸,傍晚时分,终于到达临汾。

晚上回不了绛县营地,只好在临汾住下,但是,兜里又没有一分钱,去不了旅馆,只好蜷曲在汽车底下休息。没有被子,也没有棉毯,夜里寒风刺骨,冻得浑身瑟瑟发抖,根本睡不下去,直到天亮也没睡着。

第二天,因为没钱吃饭,只好忍饥挨饿,趁车去了绛县。临汾到绛县虽然只有五十多里路程,因为八路军在那一带神出鬼没,所以一路上十分小心,走走停停,有一点动静就会提心吊胆下车观望,恐怕遭遇八路军。没有动静的时候,汽车开得飞快。快到中午的时候,汽车终于到达绛县师部医院营地,我也交了差,算是圆满完成了任务。

部队在绛县住了一段时间,师医院奉命开到临汾市驻扎,整个部队分别在各自的营地驻扎,执行着各自的任务,我们的医院也在临汾一个地点建立了自己的医疗体系,设立了病房、科室,虽然医务人员不多,但仍然可以勉强收入一些伤病员。这时,领导让我担任医院事务领导,负责医院病房病人的勤务工作。

医院设在临汾原铁路医院旧址上,在北门口向西街道路北的一个大院子里,住房不多,只有三处房舍,我们在这里住了将近一年时间,这期间基本没有发生什么战争。

 

十七,把三弟带出来交给共产党领导的河南郾城县大队参加革命

1939年我被抓壮丁时,正是抗日战争最艰苦、最困难的时期,交通多有不便,所以很多年没有和家人取得过联系。直到1947年夏初,我们部队调往山西前,路径河南地界,上级才给我七天假期,批准我回家探视父母。

到家之后,才知道在1940年的河南大灾中,母亲,大哥,四弟和五弟相继皆因饥饿疾病去世了,家中只有父亲和三弟二人。

探家期满,返回部队时,因家中贫穷,生活艰难,考虑到家里的实际情况,就把三弟(注;即编者的父亲)从家里带出来,亲自送到当时共产党领导的河南省郾城县大队,交给有关地方长官之后,我便返回了国军三十军二十七师野战医院。   

后来听说,三弟做了共产党领导的郾城,舞阳,西平三县地下交通员,再后来他也去了朝鲜战场,属于刘亚楼部队的一名通讯兵,因为我们不在一个部队,虽然那些年都在朝鲜,但从没有联系过。

十八,部队开到陕西、开到西安去

1948年春,大部队奉命开赴陕西,进军西安,二十七师野战医院部分人员跟着部队前往,只有少部分人留在临汾,我也被要求留在了临汾,说是过一段时间我们再去西安。

可是过了几天,被留下来的辎重营部分士兵和我们医院留下来的少数医护人员,再想回西安,就十分不容易了。按照上级通知,我们只有乘飞机才可以离开临汾到西安去,因为当时,临汾周围全是八路军的占领区,我们根本走不出去。

而我呢,因为管理着医院的被服,医疗器械和其他杂物,我要走的话,也必须将这些物品一起带上飞机运走。正因为这种情况,我被师部安排,最后离开临汾到西安。

那天九点钟左右,师部派汽车把我和这些被服,医疗器械等物品拉到飞机场,装上飞机,并和其他几个人一起上了飞机。

为了尽快离开临汾赶赴西安,飞机很快就起飞了。可是升到天空之后,只有一个轮子可以收缩,其他轮子收不起来,无奈之下,飞机又掉头回来降到了飞机场,换了另外一架飞机。搬运货物之后,飞机很快就起飞了,大约一个多小时的功夫,飞机降落在西安飞机场。我们乘接应的汽车离开机场,前往潼关,在那里和其他医院的同事稍事休息和整顿,然后跟着大部队一起转移。

这一段时间,部队到处游动,居无定所,经常会有和八路军的遭遇战,伤员也逐渐多起来。

经过近半年时间的东奔西跑,我们看到当地很多群众无家可归,举家到处流浪,人民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士兵的厌战情绪越来越高,开小差逃跑的士兵也越来越多。

这段时间,我们转战在河南陕县,灵宝一带,后来又到西安附近,医院也是跟着跑,在西安小住几日,然后又说是奉命开到甘肃,在甘肃几个县区、农村到处乱转。说是要消灭共产党的军队,可是,一遇见共产党的军队就迅速逃跑,并且是跑得越远越好。我也从来没有见过这支部队打过什么仗,不过,这支部队把所有士兵拖得疲惫不堪的本领倒是很不错的。

十九,黄樵松军长策划带部队投奔解放军

最难忘的是1948年11月的一天,一个解放军参谋长来到太原国民政府三十军军部,和黄樵松军长接头,双方代表在一起研究了好几天几天,达成了协议,准备起义事项,接受共产党收编。太原城已经交给国军三十军二十七师换防守卫,起义时间,起义标志,起义暗号都已确定,军、师领导已经召开会议传达、部署,并强调暂时绝对保密,不准泄露。

按计划是十一月十号夜里举义。在这关键时候,二十七师师长戴炳南,在召开会议的时候,他是完全同意起义的,可是会议结束后,他便和27师副师长仵德厚商议到阎锡山司令部去告密,阎锡山立即部署战斗部队,连夜包围了三十军军部,逮捕了黄樵松军长以及解放军参谋长,并把其他人也看管起来,起义宣告失败。

黄樵松和解放军参谋长被迅速押解南京国民政府,交给了蒋介石,二人不久便被杀害。后来,解放军攻占了太原,戴炳南在太原地下巷道被抓获,公审之后被执行了死刑。

这段历史应该载入了中国革命史,我们也都为这次起义失败感到十分惋惜,大家都很痛恨戴炳南,是他让我们失去了很好的投诚机会,葬送了我们大家的前程。

          二十,到太原保卫阎锡山

1949年春,奉上级命令,我们所在的二十七师以及三十军其他部队一部分,火速由西安乘飞机赶赴山西太原。每个飞机只能坐70余人,在空中飞行两个多小时就能到达。我是第二次乘飞机,还比较适应,只是在飞机起飞和降落时,有骤然心跳加速和心慌的感觉,不多时也就恢复了平静。

到了太原,我们师部医院全体人员就住在太原北农村,距离太原城只有五六里路程。可是,距太原三十里外就是八路军的驻扎地,我们的部队稍不小心就会和八路军遭遇,前方偶尔也会听到枪声。我们有事要进太原城,必须要有严格的手续,没有手续是绝对不能进入太原城的。

二十一,解放军攻占太原

1949年4月,阎锡山发布数道严令,要求坚决守住太原城,临阵退缩者就地正法。因为战事吃紧,阎锡山把驻守在太原城外围的部队,全部调入太原城,强令严把死守。因为四周有解放军百万大军包围,外面又没有援军,太原城就成了一座孤岛。虽然阎锡山防守决心很大,无奈三十军官兵大都受过黄樵松军长的恩惠,他们对黄樵松怀有深厚的感情,对阎锡山、戴炳南恨之入骨,现在还要打仗,人心涣散,军无战意,怨气冲天,并且常常在阵地上为黄樵松军长愤愤不平。解放军攻打太原时,士兵们根本无心防守,因此,只有两天时间,解放军便攻进太原城。在双方交战时刻,我们二十七师野战医院全体人员就被安置在太原市内天主教堂大院的地下室里。为了接收伤员,在地下室内设立了急救站,能够使伤员得到暂时的安全休息。另一方面也便于伤员救治工作的开展。战斗虽然紧张激烈,但送来的伤员很少,听伤员说:外面当官的都不知道藏到那里去了,士兵看见解放军进城也不放枪了,并且马上双手举着枪出来缴械投降,整个太原城很快就被解放军控制了。阎锡山在战斗还没有打响之前,就带着贵重物品及金银财宝坐飞机跑了,他的嫡系部队因为熟悉地理环境,也不知道跑到那里躲起来了。

 

二十二,参加解放军重获新生

1949年4月23日,太原被解放军攻下之后,我们国民政府的部队官兵大部分成了俘虏,我和医院同事以及部队很多官兵,被解放军集中起来,编成连排班建制进行整顿,进行思想教育,讲述中国革命的形势、任务和目的。经过短暂的教育和训练,解放军就带着我们北上,具体去哪里我们也不知道。

经过十多天的长途跋涉,我们走山西“雁门关”,来到大同市农村安营扎寨,在那里再次集中学习训练,主要是从政治上,思想上,政策上作为落脚点,教育被俘人员提高觉悟,爱国爱民,去掉国民政府军队的军阀作风,树立为人民服务的思想观念,并结合贫苦农民出身的战士个人家庭情况,进行忆苦思甜教育,让部队战士从灵魂深处得到洗礼,认识到共产党的部队是为了解放劳苦大众的。

经过一个多月的整顿学习,绝大部分被俘人员情绪稳定,生活正常,思想认识也得到了极大地改善。在誓师大会上,解放军首长号召大家:愿意留下来为人民服务的,请自愿报名参加人民解放军;不愿意留下的,部队发给回乡证件和回乡路费。愿去愿留,请自己做主选择。

通过这一个多月的整顿学习,我对共产党解放军有了深刻的了解,知道他们真正是为天下劳苦大众做事的。我当时虽然只有二十几岁,但也从军近十年了,并且身体还好,加上还有一技之长,我想我一定能在共产党领导下做很多有益的事情,就积极踊跃地申请报名参加了解放军。因为出生在贫苦农民家庭,又是被国民党抓壮丁抓走的,我的申请很快就得到了解放军首长的批准,我也成了一名光荣的人民解放军战士了。

1949年6月,,我们领着我们原来医院的十二个同事,随着大部队,被人民群众赶着驴车,拉着简单的行李,从山西大同翻山越岭,长途跋涉,来到了河北省怀柔县人民解放军第六十八军二零三师驻防地。当时想着自己能够成为一名解放军战士,就心满意足了,所以从心里感到特别高兴。到二零三师以后,经过师部集训队的短期学习培训,一周以后就要分配安置,分配之前还要进行业务技能考核。考核方式是实际操作和笔试结合,让填写一份简单病历,考察诊病能力。通过考核,只有刘建萍和我被确定从事医务工作。

刘建萍被一个参谋长引荐,分配到师部卫生处,我被分配到二零三师六零九团二营卫生所,任见习医生,担任治疗伤病员的工作,在医疗实践中为部队服务。这时候,我才真正由一名被俘人员成为解放军的一员。

我思想上的这种转变,让我十分感谢共产党,感谢人民解放军。部队首长说得好:革命不分先后,只要愿意为人民服务,就一定能得到优待和宽大。共产党的政策,就是一切为了人民,一切为了国家,一切为了社会进步和人民生活幸福。

是啊!我们也只有跟共产党走,才能战胜敌人,保存自己,才能巩固来之不易的胜利果实,才能永远立于不败之地。

二十三,新军队、新思想、新观念

自从参加了人民解放军之后,我的思想观念发生了巨大变化,在旧军队里的很多认识,现在都感觉到羞于启齿,共产党为国为民的政策,让我感觉到非常的崇高伟大。

通过日常不断学习和工作实践以及观察解放军部队的所作所为,我深刻地认识到,中国共产党真是伟大的党,他领导着中国人民,突破无数的艰难险阻和通过数十年的浴血奋战,终于取得了最后的胜利,创建了新中国,这是多么崇高神圣的事业。

历史证明;为人民的幸福事业而奋斗的军队,永远都是不可战胜的,为人民利益勤奋工作的人,永远都是伟大的。

二十四,在张家口参加农田改造

1949年6—7月间,辽沈,平津,淮海战役已经取得了彻底胜利,百万雄师过大江,南京也已经解放,正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夕,我们六十八军二零三师奉命开到张家口一个广袤的盐碱平原地带,和地方政府组织的农垦队一起进行农田改造。

我们从河北怀来县出发,经过两天的徒步跋涉,来到了张家口农村一片广阔的平原地带,这里的土地大都是盐碱地,庄稼难以生长,树木也极其稀少,这里的群众非常贫穷,经常少衣无食,到处都可以看到逃荒要饭的人群。

我们部队在这里经过三个多月的艰苦奋斗,全体官兵日夜施工,终于挖出了一条人工河,可以引黄河水直接灌溉农田,把大面积的盐碱地改造成了可以生长庄稼的农田。

在这次农田改造建设中,我因为踏实肯干,待人诚恳,积极主动完成领导交给的任务之外,还在空闲时间给战士们抓药治病,因此得到了大家的一致称赞,被评为六十八军劳动模范,军首长亲自为我颁发了荣誉证书和奖章,这是我参加共产党部队以来第一次受到军部嘉奖,接过荣誉证书和奖章的时候,我激动得热泪盈眶,从内心深处感谢共产党,感谢人民军队!

二十五,奉命转移到天津

1950年10月,以美国为首的所谓“联合国军”,打着联合国的旗号,组织了十八个国家的军队,对朝鲜实施全面战争侵略。

当时,中华人民共和国刚刚成立,新的国家政权还不稳固,但是,以毛泽东主席为首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已经深刻洞察到了美国的狼子野心,他们不单是侵略朝鲜,而是要通过占领朝鲜,进一步颠覆刚刚建立起来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政权。

在这样的情况下,毛主席说:中国和朝鲜唇齿相依,保卫朝鲜,就是保卫我们刚刚建立起来的国家政权,抗美援朝,刻不容缓!我们必须组织志愿军,开赴朝鲜前线,同朝鲜人民军一起,共同打击侵略者!

因此,中央在“抗美援朝,保家卫国”的旗帜下,马上向全国发布了动员令,要求有步骤地奔赴朝鲜战场。

天津原来的驻军,已经第一批开赴朝鲜战场去了,我们六零九团全体官兵便被派往天津,接替天津防务。大家既情绪高涨又心情紧张,上午的誓师动员大会开到十二点多,晚上我们便从石家庄乘火车开到了天津,先在天津城外农村驻扎了几天,然后就搬到天津市里,分别驻扎在各个防务区。

二十六,到朝鲜前线去

我们六十八军全体官兵在天津驻防期间,部队首长经常作抗美援朝动员报告,讲述抗美援朝的伟大意义,然后让个人自愿报名。我是第一批领取、填写申请书报名的,通过审查,领导批准了我的申请。根据大家的申请意愿,中央决定调动我们六十八军全体人员奔赴朝鲜参战。

在出发之前,我们部队全体人员都换上了志愿军军服和行李。1951年4月初,我们乘火车来到了东北的关东地区,在这里休息了两天。按照计划,应当在夜间过鸭绿江大桥。那首举世闻名,妇孺皆能吟唱的“雄赳赳,气昂昂,跨过鸭绿江。保和平,为祖国,就是保家乡。中华好儿女,齐心上战场,打败美帝野心狼!”就是对我们的真实写照。

我们按照编队次序,急速跑步过了鸭绿江临时搭建的木浮桥。因为是中朝分界线,那之前这里还没有修建桥梁,这个木桥还是部队为抗美援朝临时搭建的,要是有桥的话,恐怕也早给美帝的飞机炸毁了。

过了鸭绿江之后,为防止敌人空袭,部队迅速隐蔽在山里。按照志愿军部队领导要求,白天分散休息,夜间从山间小路轻装步行前进。

我们昼伏夜行,翻山越岭,经过一个星期的行程,来到了一个不知名的偏僻山坳里临时驻扎,边休息、边整顿。这段时间正是夏季,朝鲜的夏天真是鬼天气,每天上面乌云满天,雨水不断,下面道路泥泞,寸步难行,河水溢满河床,沟沟洼洼尽是水道坑塘,后勤补给根本跟不上来,有时候好几天吃不到粮食和蔬菜,部队只好动员战士们穿着便服,三三俩俩分散开来,到山上和野地里挖草根野菜充饥。

部队在行军过程中,行进强度很大,加上道路崎岖,泥泞,真的是步履维艰。这么多人在这样的路上行进,经常有吃不消走不动身体差掉队的。

我们二营卫生所当时只有七个人,除了和大家一起背着行李行军之外,还有治疗伤病员,收容掉队战士的任务。每天行军过程中,我都要和卫生员一起,并且还要请连队帮忙,抽调一部分身体好的战士组成收容队,跟在大部队的后边行进,一方面督促掉队人员奋力前进,另一方面将有病的战士组织起来,边治疗边行军。

很多时候部队到了宿营地,我们却不能按时到达,甚至很晚才跟上。有的重病员不能行军,我们还要想方设法,用树枝藤草捆扎成简易担架,派人抬着前行。

到了宿营地之后,再困再累,我还不能休息,必须巡视各个连队,看看有没有需要救治的伤病员,如果有,就要迅速送到卫生队,或者派卫生员来诊断和治疗。作为营卫生所军医长,我每天都要比别人少休息好几个小时。

经过十多天的夜行军,我们到达了山里一个靠近大路的农村,因为刚到朝鲜,语言不通,地形不熟,我们也不知道此地叫做什么名字,部队就在这里临时驻扎休息。

朝鲜的天气和咱们祖国的天气大不一样,这里雨季来的早,并且雨量也大。五、六月间就大雨不断,即使不下大雨,也是一会一阵子,让人不得安宁。因为不让走公路,行军难度可想而知。再加上河水暴涨,又没有桥梁可过,后勤部队也是步履维艰,军需物资常常不能按时送到部队。

那么多人,没有粮食和蔬菜,又不能向朝鲜人民去借,去要,战士们带四、五天的干粮,往往需要吃八、九天,大部分人早在五、六天前就已经囊空如洗了,那种困难可想而知,干部、战士的思想压力有多大可想而知。

无可奈何,干部只好动员战士们到山上,到野外挖野菜,还不能进老百姓农田去挖。

很多年轻人辨别不了哪是野菜,哪是野草,只好叫联络员找来朝鲜老百姓,手把手教大家那些是野菜,哪些是不能食用的野草。

在这种艰难困苦的情况下,上级也偶尔会通知我们到百里之外的朝鲜粮站去扛回来几袋极其有限的面粉或者大米,干部就派每个连队去几个人,没有运输工具,只能靠肩扛背托回来,以解燃眉之急。

十多天时间里,每天只能有少量的粮食和野菜充饥。当时还有一些因为营养不良而病情较重的病人,为了便于治疗和照顾,经营里领导和朝鲜地方政府协商,暂时集中到一个小村里的几户人家住在一起。我把卫生所全体人员分几个组,全力以赴、责任到人。

因为住到了村子里,我们可以向朝鲜老百姓买一些豆子之类的粮食充饥了,有个卫生员仅有的一点朝鲜币花完了,我们就用不需要的东西换粮食,也有个别朝鲜老百姓自愿送给我们一些吃的东西。

我们把豆子磨成豆浆给伤员喝,我让卫生员把豆渣和野菜拌在一起,煮熟之后我们卫生队吃。

过了一段时间,我们收治的病员大都治好了,只有一个重病号转到了团卫生队,不久就接到消息,说他因病重不治亡故了,我们卫生队全体同志曾为他集体致哀。

二十七,参加前线阻击战

1951年10月,朝鲜中线战事吃紧,侵略朝鲜的所谓“联合国军”大规模进犯,前线阵地友军同“联合国军”打了一个星期的阵地战,伤亡惨重。上级命令我们六十八军二零三师六零九团急速前去增援。

阵地距离我们驻地有将近一百里路程。紧急动员之后,全团干部战士按照命令,连夜赶往前沿阵地,接替友军下来。我们是二十一号下午六点时分把前沿阵地紧急接管下来的,地形,防务部署都还没有熟悉,战斗就开始了……

营长韩武荣指挥各连队进入阵地投入了战斗。我们卫生所全体人员,按照指挥所的要求,在距离指挥所不到二百米的一个山腰凹地安营扎寨,设置救护场地,并且挖了多处掩体和救护坑道。同时,我们卫生所每个人也都发了几颗手榴弹,并告诫我们,要我们树立随时准备打仗的思想意识,时刻准备着投入战斗。

前面战场上枪声大作,炮声震耳,伤员随之而来。敌人的攻势连绵不断,一夜之间一刻也没消停。飞机不时地呼啸着从头顶飞过,只要在我们的区域看见灯光就扔炸弹。飞机刚走,大炮又铺天盖地涌来,震耳欲聋。伤员连续不断地从前线抬下来,我们立即紧张有序地予以抢救,接骨、绑扎、固定,有的还需要止疼处理。

记得那时,一天一夜的时间,经我直接抢救的伤员就有二十多名。经过包扎处理后的伤员,伤势轻的,叫他们自己搀扶着走下阵地,伤势重的就找人抬着送下山去。伤势过重,送不走的,就安置在临时医疗所,派专人卫生员看守护理。

经过两天两夜的激烈战斗,在敌强我弱的严峻形势下,防守阵地不断被敌人突破摧毁,部队伤亡很大。因为我们卫生所人员全力以赴救治伤员,对前线的情况知之甚少,即使知道一些情况,也是听送到卫生所的伤员说的根据情况判断,我觉得这此战斗,我们是吃亏了。

第二天晚上,上半夜送来几个伤员,下半夜就没有再送过来,我们以为可能暂时停止战斗了。第三天早上天刚亮,忙了一夜的卫生队人员正准备休息一下,突然发现距离我们不到二百米的营部指挥所没人了。

作为卫生所负责人,我忽然意识到情况不妙,部队可能撤出战斗了,阵地可能已经被敌人占领了。可是上级为什么没有通知我们一起撤离呢?无奈之下,我派一名卫生员去寻找营部领导,不久,卫生员领回来一个上级派来联系我们的通信参谋,他告诉我们:奉上级命令,部队战士全部撤离了前沿阵地,退守到了二线阵地。这时,我已经感觉到,我们卫生所现在正处于十分危险的境地,必须想办法悄悄脱离阵地,寻找大部队去。

二十八,带领卫生队及伤员同志们死里逃生

部队全部撤出阵地,退守到了二线,只剩下我们营部卫生队的六名卫生员,一个通信参谋,还有几名伤员。在这种孤单无援的紧急情况下,大家相互激励,决不投降当俘虏。我们先把重伤员抬到隐秘的地方暂时隐藏起来,然后把大家招集在一起,商量怎么寻找大部队去。

当时考虑到前沿阵地已经被敌人占领,我们稍微有点异常动静,就会被敌人发现。我告诫大家,带上容易携带的贵重医疗器械,不要“一字形”队伍撤退,大家分散分批顺着战壕,向敌人已经占领的阵地方向山头隐蔽前行,大约走将近一百米的样子,猛然拐弯左转下山,向深山沟进发,翻过对面的山坡,就可能到了安全的地方。虽然危险,但当时只有这一条路可以走出去。

为了不被敌人发现包抄围攻,我让卫生员、三个伤员和通信参谋分散开,先向山头方向跑,到山坡中部再左拐向山下跑。当我们在山坡中部向下跑的时候,被敌人发现了,敌人的机枪、卡宾枪一起向我们扫射,但由于距离较远,我们目标分散,敌人不知道情况,并没有追赶。

我们跑跑停停,相互招呼着,不时呼喊着战友的名字,生怕那个人掉队找不到了。每个人的距离,只要能看到对方就可以了。

经过紧张激烈的躲躲藏藏的奔跑,三个小时以后,我们终于翻过了前面的山峦,在惊心动魄的逃亡中完成了撤退任务。我们卫生队全体人员,通信参谋以及三个伤员没有任何伤亡。

第二天下午五点多,我们终于找到了大部队。这段死里逃生的经历,让我刻骨铭心,永生难忘。

找到大部队以后,我向首长汇报了撤退经过,说明了隐藏重伤员的具体地点,首长便安排我们去休息了。

经过两天的休整,部队又接到了新的任务。

在这次阻击敌人的战斗中,我因为服从命令,积极组织救治伤员,又能在极其艰难危险的境遇中把卫生所全体人员带出险境,圆满完成撤退任务,被部队首长表彰,荣立二等功,这是我进入朝鲜参战以来首次获得的荣誉,这个荣誉给予我极大地鼓舞,也让我的思想境界得到了极大地提升。

       二十九,参加中线防御战

1952年春,我们六零九团二营全体官兵奉命参加朝鲜中线防御战,这是一种对抗性极强的阵地战,敌对双方各自守卫着自己的阵地,平时也相互开炮,你打我,我打你,有时彼此也会选择有利于自己的情况下向对方发起进攻。

由于志愿军空军力量薄弱,经常遭到敌人飞机的空袭,所以,我们必须挖坑道掩体来保护自己。凡是我们军占领的阵地,都要进行坑道掩体作业。各连队阵地,前沿阵地,绝大部分战士,都要在战斗空闲时间进行挖坑道作业,这是在坚守阵地期间每天必须进行的工作。我们卫生队人员,除了担负救治伤员的任务,还要进行战场救护,还要到各连队阵地进行消毒和疾病、流行病防治工作。

那时候,“联合国军”除了地面和空中打击我们之外,也对我们进行实施“细菌战”攻击,对我们的阵地和防守区域,散布各种病菌和毒素,用以危害我们的身体健康,削弱我军的战斗意志。

所谓“细菌战”就是以美国为首的“联合国军”,制造一些带有细菌病毒的各种小动物,小昆虫,他们经过细菌的培植繁衍,临时装载在掏空的炮弹壳里,然后用空军由飞机空投到我军后防,炸开后,各种小昆虫随即飞出来,将细菌病毒散布到人群中,使人感染发病。这种战争方式就叫做“细菌战”。

他们这样做的目的,就是让我们志愿军战士精神上受到恐怖,削弱我们军队的战斗意志,逼迫我们投降。但是,中国人民志愿军广大指战员都具有无比坚强的战斗意志和决心,我们不会被吓倒,更不会投降。

广大指战员发动群众,经过深入广泛的宣传教育活动,号召人们提高警惕,认真学习预防知识,增强预防能力。我们卫生所也采取了各种预防措施,定期到前沿阵地给干部战士打各种疾病预防针,因此,我们部队指战员有效遏制了传染病毒的感染,并未发生传染病现象。

在这近一年的防御战中,眼前已经到了天寒地冻的季节,这里下了一场大雪,漫山遍野都被大雪覆盖着,水源被雪覆盖,河流被坚冰覆盖,后勤部队无法运送粮食和药品,战士们饥寒交迫,处境十分困难,三三俩俩蜷曲在自己挖好的坑道地洞里,相互依靠着取暖,休息,睡觉。

由于坑道、地洞较小,容不下很多人挤在一起,所以大家都彼此关照着,互相叫着别人的名字,生怕有哪个人冻僵了失去知觉。正是在这样的情况,这样的环境里,大家才真正理解了“战友如兄弟,革命一家亲”的含义。

因为害怕敌人飞机发现目标,即使在这天寒地冻,寒气袭人,又没有吃喝的夜晚,尽管浑身冻得瑟瑟发抖,也不能生火取暖。

白天,除了个别人有紧急任务的联络员之外,任何人都不能在坑道、“猫耳洞”外面的空地上呼吸,逗留。做饭时,找不到清新的山泉水,只好就近取材,收集一些雪,放在锅里,用一些不冒烟的燃料融化之后,再煮饭或者作为饮用水。有时候不能生火,战士们只好抓把雪放在嘴里,慢慢融化。

就这样,我们在极其艰难困苦的战争环境中度过了三个多月的时间,直到第二年三月,天气逐渐转暖。

这次防御战,天气转暖之后,我们部队接到命令,选择适当有利的战斗机会,向敌人阵地发起攻击,消灭敌人的有生力量。

但是,敌人也在寻找战机,向我们的阵地不断发动进攻,侵犯我们的阵地,战斗进行得十分残酷,双方都有准备,都是生命相搏,随时都有枪炮声突然响起,随时都有牺牲的可能,几乎每天双方也都会互有伤亡。

只有在这样的情况下,我才真正感受到了中国人民志愿军的伟大,感受到了人民子弟兵为保卫祖国,为解放朝鲜所展示出来的伟大的品格,伟大的精神和伟大的意志!

在这三个多月的时间里,每一次战斗,我都要组织、带领卫生队人员到阵地上进行战地救护。我们组织的担架队也跟着我们到阵地上帮助抢救伤员。

我们虽然没有拿枪,拿手榴弹和战友们一起在阵地上作战,但敌人的炮弹随时会落在我们身边,我们需要来回跑动,危险,时刻就会降临我们身边。

但是,革命责任大于天,我们必须把受伤的革命战士抢救下来,这是我们亲爱的战友,这更是我们的神圣职责!

在战场上,伤势轻的,我们就地包扎处理,他们“轻伤不下火线”,伤势重的,我们简单处理之后,想方设法,利用一切可以利用的条件,迅速把他们们送到后方医院。对于牺牲了的烈士,当时还没有条件送到后方,我们就按照上级指示,选择合适的地点进行掩埋,然后做上标记。

在处理烈士遗骸的时候,我们心情非常沉重,每个烈士的掩埋地,都要画个简单图纸,然后找来木牌,在木牌上,写上牺牲者的姓名、单位、编号等,反正是能知道的就写上,同时也要用笔记本记录下来这些内容,等战争结束后再转送烈士陵园安葬。

这些事情,白天是不能做的,怕被敌人发现,只有等到天黑之后才能进行,这些工作大部分由上级派遣员带领担架队来完成。

到了1952年4月份,部队奉命换防。我们从阵地上撤了下来,到后防进行简短的休息整顿,随时准备接受新的任务。

在这次防御战中,我因为工作积极,指挥有方,任务完成的较好,被军区领导授予三等功。

    三十,换防后进驻元山港口附近山区

部队被从阵地上换防下来之后,就在一个偏僻的山脚下停了几天进行休整。为了防止敌人从海岸线登陆,我们又接到了新的任务,奉命转移到朝鲜东海岸元山市所属山区,一方面防止敌人空袭,另一方面又能完成部队休整任务。

元山市是朝鲜江原道首府,位于朝鲜半岛东部,属于朝鲜重要的贸易港口。由于当时居住在这里山区的朝鲜群众属于分散居住,房屋极其稀少,部队只好选择合适的地理位置,搭建简易房舍和窝棚临时住宿。

即使这样,也是十分难为,因为建筑材料非常匮乏,森林虽大,没有工具砍伐,只好搭起简陋的窝棚,勉强可以遮点风雨。也有的靠山挖个可以容得下几个人的山洞,外面用柴草遮挡一下,以避风寒。这就是部队战士当时的“宿舍”,几个人挤在一起,勉强可以睡得下。

我们卫生队则有上级找几个木匠,把树木截成一定的长度,竖起来排在一起当墙,然后用泥巴和着碎草,将漏风的空隙糊起来,顶部用木棍,石块,柴草堆起来,这就建成了我们卫生所的病房和宿舍。

当时,上级领导多次给我们医疗卫生单位宣讲政策规定,要我们关心朝鲜人民疾苦,照顾朝鲜人民生活。凡是军队驻地周围各个村庄的居民群众,医疗卫生单位所有人员都必须热情服务,对他们进行有组织的战地救护知识教育和疾病预防知识教育,他们需要诊治的时候,不管工作多么忙,必须抽出时间和卫生员,对他们进行诊治。

由于同朝鲜人民语言不通,交流困难,所以,我们每次到朝鲜老百姓家里诊病,都要带上翻译,我们也叫他“联络员”,在我们给朝鲜老百姓讲述防病知识和诊疗疾病的时候,便于使用朝鲜语沟通交流。

特别使我感动的,是朝鲜人民对志愿军是非常尊敬的,尤其是朝鲜青年男女,只要看到志愿军经过,都会自觉主动地让开道路让志愿军通过,有的还会给志愿军敬个礼。我们在室内给他们讲述疾病防治知识的时候,他们从不走动喧哗,更不会随便说话起哄。看到我们,他们大都会鞠躬敬礼,然后匆忙离开。若是在路上相遇熟识的人,他们都会鞠躬敬礼打招呼。

更使我难忘的一幕,是1953年2月的一天,当日天空晴明,艳阳高照,我带一名卫生员到乡村给当地老百姓看病,这个村子里也有我们营几十个后勤人员驻扎,当天看完病人之后,天色已经晚了,我们就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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